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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一起涉未成年人购买演唱会门票退款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认定未成年人与票务平台订立的、超出其年龄与智力范围的购票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 。在法定代理人明确拒绝追认的情况下 ,该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平台不得仅依据合同条款拒绝退款。法院认为,该案原告的监护人未能充分履行监护职责 ,被告作为专业票务平台也未严格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双方均存在过错,判决合同无效,平台退还部分购票款。
二次购票退款被拒引纠纷
原告小禾是一名初中生 ,因喜爱某明星,在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母亲手机号注册的票务账号购买了两张演唱会门票 ,所填的观演人信息均为自己 。因同行人行程变动,小禾先就该订单申请退票退款,随后重新购买了一张供自己单独观演的门票。不久后 ,小禾收到学业考试安排通知,得知考试时间与演出时间冲突。无奈,他再次向平台申请退款 ,但平台依据购票条款中“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再次购买同场次活动票后不再享有退票权益”的规定为由,拒绝了其退款请求 。小禾将运营该票务平台的某文化传媒公司诉至法院。
庭审中 ,原告小禾主张,其作为学生,经济完全依赖监护人,购买演唱会门票的行为超出其年龄 、智力和经济能力范畴 ,且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依法应属无效。被告所依据的“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再次购买同场次活动票后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条款 ,属于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该条款在购票时未以合理方式提请其注意,也未作明确说明,排除了原告的主要权利 ,应属无效 。平台以此拒绝退款侵害了其合法权益。
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辩称,双方网络服务合同关系成立,相关协议及规则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平台已在售票页面及下单流程中,以显著方式提示门票“有条件退”,并明确“同一购票人 、同一购票账户 ,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再次购买同场次活动票后不再享有退票权益 ” 。相关购票须知规定,若观演人为未成年人,视为其购票行为已获监护人同意,相应责任由监护人承担 ,未成年人退票须按平台规则办理。此外,原告未能证明购票主体确系小禾本人,且即便属实 ,购买门票属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行为,不同意原告诉请。
监护人拒绝追认合同无效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各项证据 ,可以认定涉案购票行为确系未成年人小禾本人实施 。小禾下单时仅14周岁,日常消费多为学习、生活用品,涉案演唱会门票金额明显超出一名初中生的正常消费范围。演唱会门票属于娱乐性消费 ,不同于一般生活必需支出,未成年人对此类消费的行为性质及后果往往缺乏足够的理性认知能力。因此,涉案购票合同应属效力待定 。因原告法定代理人明确拒绝追认 ,该合同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涉案“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再次购买同场次活动票后不再享有退票权益”合同条款同样无效。
法院认为,小禾的家长监护责任未尽到位 ,未对未成年人消费行为进行必要引导与约束,也疏于对其可支配钱财的管理,存在一定过错。涉案平台作为专业票务平台 ,仅通过服务协议条款规定未成年人购票视为获得监护人准许,既未采取有效身份识别措施,也未设置合理机制确保监护人知情同意 ,未尽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理注意义务 。综上,考虑双方过错程度及损失情况,酌定被告退还原告部分门票费用。最终 ,法院判决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退还原告小禾部分门票费用,驳回原告小禾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 ,该案判决已生效。
服务平台与监护人各负其责
据了解,为督促引导被告公司完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保护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北京互联网法院向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发送了司法建议书 。被告收到司法建议书后向法院回函表示 ,未来在涉及未成年人的交易纠纷中,会依法依规更加稳妥 、审慎处理,并将参照市场上其他票务平台的措施优化交易流程 ,更好地兼顾未成年人保护、行业发展、主办方及平台利益。
毛春联说,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为未成年人设置相应的权限管理和消费管理功能 ,合理限制其消费金额,不得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票务平台也应当积极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义务 ,提升事前防护,加强身份核验与消费监测;落实事中保护,加强信息告知与风险提示;完善事后保障 ,优化未成年人纠纷处理机制 。